老舍为何投湖自杀？（3/4）

的好戏了。这难道仅仅是在为旧社会唱挽歌吗?我觉得有拿着扫帚在清除我心灵中的垃圾。坦率地说，我们谁的心灵中没有封建的尘埃呢?”这是一位大师对另一位大师的评价。我甚至猜测：金是否由剧中物预备纸钱、祭奠自己的独白联想到剧作家本——老舍借助物之预言地为自己提前唱出了一曲无意识的挽歌?“我出了剧场脑子里还印着常四爷的一句话：‘我咱们的国呀，可是谁我呢?’完全没有想到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追逐我。我听见老舍同声的声音，是他在发问。这是他的遗言。我怎么回答呢？”金曾经对方殷等说过“老舍死去，使我们活着的惭愧”以及“我们不能保护一个老舍，怎样向后代”之类的肺腑之言。“老舍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，没有能挽救他，我的确感到惭愧，也替我们那一代感到惭愧。但我们是不是从这位伟大作家的惨死中找到什么教训?他的骨灰虽然不知道给抛撒到了什么地方，可是他的著作流传全世界，通过他的叫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请大家侧耳倾听吧：‘我咱们的国呀，可是谁我?’请多一点关心他们吧，请多一点他们吧，不要挨到太迟了的时候……”金在悼文中总结老舍——“他把最美好的东西留下来了”。纵然如此，老舍之死是北京城的损失，又是一代的损失。或者说，是2o世纪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。距老舍之死已有4o年了——恰恰4o岁的我(代表北京城里的一代年轻文)，以文字追怀4o年前一位伟大的死者，权当世纪终结之际一次冗长的默哀吧！

这样的工作不只我一个在做。另一位我不相识的同志宋炳辉所采取的纪念方式，是把水上勉、井上靖以及冰心、胡风等诸多中外文化名回忆老舍的文章编选为一册《老舍印象》，并在序言中倾述：“老舍之死是触目惊心的。但令惊悚的还不仅因为他是1o年‘文革’里中国作家舍身殉难的第一，也不只由于他在受辱于盛名之下而作出的毅然抉择，甚至不在于他的死会令惊异于其和屈原投江的一幕的何其相似。与22oo多年前的屈原之死相比，老舍的纵身一跃与我们近在咫尺……”如果这种联系不算牵强附会的话，那么我作为一个在老舍死后才出生的迟到的忠实读者，则要沉痛地咏叹：太平湖、太平湖，不仅仅是一位叫老舍的文的葬身之地，也是北京历史中的汩罗江——它离我写作的寓所只有1o公里，它离今夜只有4o年……但同样有一点是令欣慰的：老舍的灵魂从来就不曾离开过他所热的北京，老舍的艺术生命是不死的，他所呼吸着的那个博大而永恒的时空——离我们乃至离后，都只有一纸之隔。

老舍之死固然是北京城的一大损失，但老舍同样是北京城永远的骄傲。他以自己的母语浓缩、定格了北京城一段历史、一个时代，作为一份厚礼馈赠给在这座城市生活过并且还在生活的民。他是最纯粹、最彻底的民的作家。同样，这也要感谢北京——北京给2o世纪的中国贡献了一位平民化的大师。老舍的作品不朽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老舍没死。老舍不死！

就身份而言，老舍区别于同时期大多安徽作家之处——在于他是满族（或称北平旗）。宁恩承先生归纳过：“如果作家可以按民族分类，3oo年中满洲有三位杰出的校旱作家，可称为满洲三杰。第一个是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，第二个是《镜花缘》的作者李汝珍，第三个当推老舍。这三个都是北京满洲。第二相同之点是三杰全为穷愁所困。”他指出曹雪匠在被抄家之前至少还有过一段富裕艳丽的少年时代，所以才做得出红楼之梦——有其记忆方有其梦想?李汝珍和老舍则始终挣扎于贫困，因而三的题材有别：“曹雪芹写言校旱，李汝珍写讽世校旱。老舍的题材是穷苦大众，不写。”这或许恰好概括了大清王朝由繁华到**直至没落的完整梦境——老舍描述清末民初市井物的尴尬已带有总结的质。可以说他出生于正红旗下即开始体验到梦的碎与现实的步步紧，他本的心态或文笔俱是在对贫困衰败的穷于应付中变得尖刻犀利的。此此景，非本世纪初的北平旗不能体会其酸甜苦辣。“因为从小儿就穷，生活在穷苦群之中，北京的大杂院、洋车夫、赶驴脚的、拉骆驼的，全是他的朋友，他都有刻的了解。天桥说相声的、唱大鼓书的、耍狗熊的、卖狗皮膏药的，他均极熟悉。这群是他写校旱的资本。”曹雪匠虽然晚景凄凉，毕竟是落难公子，有旧梦重温；直到老舍，才终于洋溢出江湖的气息。太虚幻境终究被现实主义所代替。宁恩承形容老舍时只用过一个有华丽遗风的比喻，倒也别出心裁：“老舍的文学很像年轻的旗贵，天然的脚不缠足……老舍的校旱不用文言，不用诗句，不用典故，不用文白加杂的句子，不受缠足的限制。天然的旗装是他独树一帜的创造。”跟贵族倾向的《红楼梦》相比，老舍已彻底的平民化——荣华洗尽，水是眼波横，山是眉峰聚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他返璞归真的文风简直令读者想象得出百姓炕上供奉的窝窝的滋味——也堪称平民朴素的道理。这也是我们的历史、我们的生活对老舍念念不忘的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