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妈妈是税务员(3)（7/15）

明白了，想让我逃离这个充满了“王老师”们的、随时可能被羞辱的环境，她唯一能依靠的，不是她自己的能力和正直，而是别，是那个攥着风筝线的。

网吧那件事的影，也一直笼罩着她。她开始盘问我的友况。“那个李凯，以后少跟他来往，”她会在饭桌上，一边心不在焉地给我夹菜，一边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，“我听王阿姨说，他爸爸不正经，在外面跟合伙开游戏厅，不是什么好家。”她甚至开始限制我放学后的活动范围，不允许我再去学校门那家文具店，她说那地方多手杂，乌烟瘴气。

我们家那间屋子，成了她为我建造的一座净的、却又密不透风的堡垒。

而我们县一中要评省重点的消息，就像一阵风，吹进了我们这座密不透风的堡垒里。起初，这阵风与我们无关。直到有一天，邻居王阿姨在楼道里洗菜时，神秘兮兮地对我妈

妈说：“程蕾，你听说了没？咱们财政局老刘家的闺，今年也小升初，家不声不响地，直接弄到市一中去了！听说啊，光择校费就这个数！”王阿姨伸出五根粗壮的手指，脸上满是羡慕和嫉妒。

“市一中？”妈妈择菜的手，顿了一下，“那不是要市里的户才能上吗？”

“哎哟，我的好姐姐，现在这年，户算个啥？”王阿姨压低了声音，朝四周看了看，“只要有路子，有贵帮忙，别说户了，就是想让校长亲自给你家孩子拎书包，那都不叫事儿！”

王阿姨后面的话，我没怎么听进去。我只看到妈妈的眼神在那一瞬间变得很遥远。那眼神，像我们家窗外那条浑浊的小河，突然被投进了一颗石子，表面上没什么变化，底下却漾开了一圈圈看不见的涟漪。

那天晚上，妈妈第一次主动跟我提起了市一中。她说，那里的老师，都是大学教授级别的，那里的学生，毕业了都能考上清华北大。她还说，那里的孩子，家里都是有有脸的，不会像我们这里，有那么多不三不四的。

她越是这么说，我们家的空气，就越是压抑。因为我们俩都心知肚明，那个能帮我们铺就去往市里那条路的贵，是谁。而她，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再接到那个的电话了。

绝望，是一种会发酵的东西。在那个漫长而又安静的冬天里，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屋子，就像一个密闭的坛子，把妈妈的绝望一点一点地发酵成了某种更危险的、叫做侥幸的东西。

而就在我们家这个密闭的坛子即将裂的时候，外面的世界，却突然被一种更喧嚣、更庞大的、集体的狂热给点燃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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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3)

2002年的初夏，我们县城的大街小巷，一夜之间像得了某种热病。所有的店铺，不管卖的是化肥还是的内衣，门都挂上了一面崭新的、红得刺眼的五星红旗。镇上那家唯一会用电脑刻字的打印店，生意好得忙不过来，到处都贴着“冲出亚洲，走向世界”的红色横幅。那一年，中国队天荒地踢进了世界杯。

“世界杯”，这个词，像一阵滚烫的、带着汗味的季风，吹进了我们这个偏僻小县城的每一个角落。连我们学校门那个卖油条的张老，都在他的油锅旁边，用笔歪歪扭扭地写上了一行字：“吃张记油条，为国足加油”。

我们家，是这场狂热中，唯一的、安静的孤岛。妈妈对足球一窍不通，她分不清什么是越位，也认不出那个据说

很神奇的、留着山羊胡子的南斯拉夫老米卢。她只是在我们家属院里的男们，为了一个点球的判罚而争得面红耳赤时，默默地把我们家的窗户关得更紧一些。

而我那个不着调的舅舅程伟，则理所当然地成了这场全民狂欢里最积极、也最投的信徒。

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件盗版的、印着“15号”的红色球衣，穿在身上，整天在县城里招摇过市。他甚至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，叫“马麦罗”，因为他听说，西队那个最厉害的前锋罗纳尔多，就叫这个名字，而且他也像罗纳尔多一样，剃了一个只在脑门上留一小撮的、滑稽的阿福。

“姐！晨晨！”他几乎每隔两天，就要冲进我们家，满面红光，神秘兮兮地从他那个旧的帆布包里掏出几张花花绿绿的、散发着油墨味的盗版v光盘，“最新的！内部渠道搞到的！《豪门盛宴》！《世界杯百大进球》！晚上我拿去放，保准一堆围着看！”

我们家的那台金正牌v机，是舅舅去年花了一百多块钱，从一个急着用钱的赌鬼手里买来的。平里，他用它来看一些从街边租来的、封面模糊的香港枪战片。但那段时间，它成了舅舅的印钞机。舅舅在县城的夜市上，摆了一个小摊，用一台小小的、黑白的电视机，循环播放他那些盗版的足球v。五毛钱看一场，买一瓶他从批发市场趸来的、冰镇的亚洲沙示，可以免费看两场。

他的生意，居然还不错。很多买不起电视，或者家里不让看球的男，都会在他那儿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