丝绸之路与新疆什么关系？（3/3）

克赛尔，在阿勒泰，我随时都可能碰上他的后裔。我从这些蒙古族牧民的面容、，看到了成吉思汗的影子。成吉思汗，如果我跟你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话，一定会请你也给我起一个蒙语的名字。额尔齐斯河畔，你的一位后，一位蒙古族诗，倒是送了我一个笔名：“查朝鲁”。大意指“白色的石”。我要这么用来称呼自己，你同意吗？同样都是男，你的霸业令我可望而不可及，但我说句狂话吧：我要用诗歌来完成你的刀剑所无法做的事！

“别都在面向全球化了，你在什么？寻找一个趋遥远的‘西域’的背景？别都在忙着挣钱，你还在写诗？别的诗都在‘用身体写作’了，你还在抒？”我是一个保守的，当周围的写作纷纷追求另类，似乎只剩下我在原地踏步，我忽然发现，自己反而成了另类中的另类，或真正的另类。我究竟是怎么想的呢？做一个当代的诗——没有桂冠？没关系。没有朋友，没有读者？没关系。没有一张纸，没有一杆笔？没关系。诗不见得非要写在纸上。不见得是写给别看的。我之所以写它，仅仅在于：我自己想读到它。自己的期待，只能由自己来满足。只要自己觉得自己像诗一样活着，就足够了。诗，说到底是我所选择的活法。为了不使这辈子与大多数雷同。我写自己的诗，为了不与别雷同。我就这样找到了西域——作为自己诗的故乡，而不只作为一种写作题材。应该说，西域就这样找到了我——它在我脑海中刮起了飓风，命令我歌唱！不要以为一个写作者被一种题材给套住了，其实我在借助它的力量——给自己松绑。面对西域，我产生了久已消退的激，并且恢复了想象的自由。简直像获得一次新生！长达8千行的大型组诗《西域》，就是在一年时间里，一气写出来的。这一年，我分成了两半：我的身体生活在北京，我的想象生活在西域——而后一种生活注定将更有价值。还有谁会这么写作、这么生活呢？埃利奥特*温伯格在编选一部美国非主流诗选时说：“在一个所有诗都是局外的社会，这里的大多数诗都是局外的局外。”说实话，这也正是我的理想：做一个区别于其它诗的诗。诗相对于世俗社会而言原本就是异类，但我不能满足于此，我还要做异类中的异类。因为诗歌真谛其实就是创新（至少我这么认为的），而创新是永无止境的。

管他们说什么“流派”、什么“主义”，我只写我自己的。我不仅不会向别的观念趋同，还在尽可能地拉开距离。如果我这儿也有什么主义的话，恐怕只有一个：个主义。真正的诗歌应该是个主义者的事业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避免成为他们中的一员，我才能使自己的称永远保持单数（没有“我们”，只有“我”）。我想做一个无法归类的诗，写一些与所有都不一样的诗歌。在大型组诗《西域》里，我这么做的，估计也做到了！我要通过《西域》重新出发，做一个诗……重新做一个诗！谈何容易？那简直是让自己在尚未死去前再生一次。需要多大的否定自己的勇气！但我确实努力去做了。我把过去的作品全部视作“半诗”（仅次于废品的半成品），一笔勾销。这无形中推动我向理想化的境界更为靠近，促成了《西域》的诞生。只是，我也不得不承认：要在废墟上搭建一座新楼，比在平地上盖出同样的建筑，要难得多！我每时每刻都必须抗拒来自记忆处的惯。有什么办法呢，一个，已打定主意，想挣脱自己的过去——其难度远甚于摆脱别的拦阻。幸好，是西域这个题材所产生的强大吸引力，使我甩掉了自己的影子，使我战胜了自己。在漫长的写作中，我逐渐成为另一个。